荀彧愿意多说一些。
他对此并非没有思考,回答道:“国家在收取田租之时,会考虑到田亩的产出,在收取算赋时却做不到根据百姓的家产来进行调整。百姓承担的算赋要远高于田租,但却不分贫富。且算赋须得以钱计,而百姓家无闲钱,为算赋尚需卖布卖粮,便有商人低买高卖以此牟利,损害百姓,增加百姓负担。”
荀彧直接点出了目前税收制度的弊端,赋税的大头不在田亩上,而在人头上。三十税一的田租听起来很少很好,实际上最受益的却是大土地拥有者。
普通百姓所承担的算赋不改变,便解决不了问题。
“卿有意改革税制?”刘辩问道,他的确没想到荀彧会做出这样的回答。
荀彧直言道:“殿下明鉴,租税为国家岁收之本。臣以为当赀多之家多出,赀少之家少出,而田租之外,可以丝帛麻布抵钱而为税。”
对于普通百姓家中能有多少现钱刘辩并不算清楚,但他隐约记得,唐朝时候在两税法之前似乎大都是缴纳的实物,后来改为两税法,便有了铜钱不够用的问题。
考虑到普通百姓获取铜钱的方式极为有限,荀彧所言百姓家无闲钱应该不假。
简单来说,收钱更方便官吏。
刘辩道:“我亦知税制应当改革,可是以如今的局面,若仓促改革,我担心当年重新度田引发各地叛乱的事会重演。”
即便荀彧心中早有准备,听得此话仍觉得有些惊异,他回答道:“是以当除四患,整顿吏治风气,行五政,选拔良才猛将。昔年度田之乱,终得平息。而朝廷既有德政使政令畅通,又兼修兵戈之利。坐镇司隶,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纵有乱臣贼子,其心不一,不足为惧。”
刘辩明白荀彧的想法,这也与他的打算有几分相似之处,他很早就明白,不管以何种方式,都必须再在地方上来一次“度田”。
荀彧的答案让刘辩更加坚定,自古改革哪有不流血的,绝不能因为害怕既得利益者们的反扑而妥协。
其实刘辩对于荀彧如此直言的表现也是有些意外的,但这是好事,他没必要去纠结原因,也直言道:“我今日听君一席话,方知何为如鱼之有水也。”
下一章还得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