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准备再次传唤杨国柱，他却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分局大门。

未及询问，他就抢着解释道：“1990年底，我住地的户籍警带着两位‘市局’的人来找我，说是了解浙江富阳一起杀人案案发时我的去向。我明明白白、详详细细地说清了，结果证明我是清白的。谁料这次发生了杀人案，又把我牵进去了，岂不是‘触霉头？”天下竟有此等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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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马上布置侦查员立即去找杨住地户籍警了解情况，一面与杨周旋，让其说清5次离开麻将桌的去向。

很显然，杨国柱是有备而来，他对答如流：第一次，我见桌上没筹码，就到附近的一家烟杂店去换了点硬币；第二次，是因为我看见一个搓麻将的客人和老婆闹矛盾，老婆把孩子送来往他怀里一塞就走了。为了不影响大家打牌，我抱起孩子帮他送回了家；还有一次出去是回家上了趟厕所，来回大概有一刻钟……

他还强调，张家发生不幸后，是他陪着张某一起到虹口分局报的案。

出去查访的侦查员纷纷回来了。杨国柱的疑点骤然上升。

杨说他那天晚上9点多曾回家上过厕所，但其母却一口咬定他晚上离家后就没回去过。

5次离开麻将桌，前后15分钟。

这矛盾百出的15分钟就成了一个谜团，更何况这15分钟与凶手作案时间离得很近。

据杨住地户籍警介绍，那次，浙江富阳警方派员调查杨时，由于疏忽了警号的地区差别，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刑警，被杨识破，杨便向他们提供了他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一张从浙江开往上海的火车票，而且是从单位财务账簿里找出来的，以证明他那次是因公出差。至于该案的详情户籍警也说不清。

专案组立即派侦查员赴浙江富阳了解当地那起血案的详情。

果不其然。富阳外调带回的消息令专案组顿然振奋：被害人是富阳乒乓球厂厂长李纪仁的妻子和12岁的女儿。李是杨的相好秦某的亲戚，李、杨是经秦介绍认识成为生意伙伴的。案发前一天，杨曾到过李的厂里谈业务，而李那几天都出差在外。案发现场，勘查人员发现，作案人逃离前曾浇水、浇酒，以毁灭脚印等物证痕迹，而且现场也没取到手印。据当地警方分析，凶手是在晚上11点多钟，李家一场麻将大战结束，客人离去，主人熄灯后，才闯进去实施杀人抢劫的。由此看来，作案人事先是经过精心设计预谋的，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简直如出一辙！至此，基本确定杨国柱是凶手之一。但是，他在作案中究竟是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杨很可能是个出谋划策、牵线引路的人物，因为，要在15分钟时间里完成杀人抢劫、销毁痕迹、物证，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快案情分析会再次召开，侦查员们达成了几项共识：

——浙江富阳“11·29”、上海虹口“10·6”两案肯定与杨国柱沾边，但决非杨一人所为，必然还有一人以上帮手；

——按杨的经历及反侦查能力分析，上述两案极有可能由杨一手策划、导演，甩线头指使他人作案，因而应围绕杨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他的狐朋狗友展开缜密侦查；

——针对杨反审讯能力强的特点，采用逐步施压的心理战术，密切注意杨的反应变化，捕捉攻坚审讯击溃他的时机；

——抓住杨可能未具体实施杀人抢劫行为而必然造成的逃避极刑之侥幸心理，展开分化瓦解其攻守同盟的攻势，争取从杨身上牵出实施犯，再从实施犯身上对杨杀回马枪。

经过缜密的分析，专案组制定了分层次的攻坚方案：

首先，抓住杨到案后被关押3天不吵不闹镇静自若这一似正常实则反常的举动，发动第一攻击波；

然后，抓住杨15分钟内上厕所时间的2次不同的解释这个漏洞，发动第二攻击波；

最后，抓住杨可能未亲自实施杀人抢劫作案，故必然存在的侥幸心里，发动第三攻击波。在紧张的审讯中，杨国柱先是木愣，继而眼神中闪现出掩饰不住的慌乱，最后终于克制不住地流出痛苦绝望的眼泪，开始交代了……